事实认定错误六种情形：一、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；二、采信证据错误；三、认定的事实与证据证明的事实相矛盾；四、遗漏关键案件事实；五、对事实的定性错误；六、认定事实的程序错误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司法公正的根基在于“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法律正确”，而事实认定作为司法裁判的前置核心环节，其准确性直接决定裁判结果的公正性，更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、彰显司法公信力的关键。实务中，部分法院在审理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过程中，因对证据采信、逻辑推理、程序规范把握不当，导致事实认定出现偏差，进而引发错案、瑕疵案，损害司法权威与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　　法院事实认定错误，特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，对案件的基本事实、关键事实的认定，违反证据裁判原则、逻辑推理规则、日常生活法则，或存在遗漏、矛盾、定性偏差等情形，与“法律适用错误”有着本质区别——事实认定错误是对“案件真实情况”的判断偏差，而法律适用错误是对“已查明事实如何适用法律”的判断偏差，二者虽均可能导致裁判错误，但认定标准、监督路径截然不同。结合最高检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，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主要分为六大类，具体如下：　

　一、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

　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》规定，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，是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中最为常见、最为典型的情形，具体指法院作出裁判所依据的“基本事实”，要么没有任何证据支撑，要么依据的证据存在虚假、缺乏证明力、不合法等问题，或违反逻辑推理、日常生活法则，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成立。此处的“基本事实”，是指对案件定性、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，如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、侵权行为是否存在、损害后果大小;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、犯罪情节轻重;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、相对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等。

　　结合最高检相关解读，此类错误具体表现为四种细分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认定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

　　此类错误是最直白的事实认定偏差，即法院认定的某一基本事实，没有任何证据（包括当事人提交的证据、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）予以佐证，完全属于主观臆断、凭空认定。司法实践中，此类错误多发生在证据较为薄弱的案件中，或因法官疏忽、主观偏见，忽视证据缺失的核心问题，擅自认定关键事实。

　　（二）认定的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虚假、缺乏证明力

　　此类错误的核心的是，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本身存在问题，要么是伪造、变造的虚假证据，要么是证据本身与案件事实无关联、证明力极低，无法达到证明待证事实的标准，却被法院作为定案核心依据。结合最高检相关案例及证据规则，证据缺乏证明力主要表现为：传来证据替代原始证据作为定案关键、孤证定案、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等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合伙纠纷案中，原告提交一张字条，拟证明双方的投资款及支出情况，该字条无双方当事人签名、无落款日期，本身缺乏真实性要件，但被告在庭审中自认该字条系其本人所写，法院结合被告自认，确认了该字条的证明力，此种情形并不属于证据缺乏证明力;但如果被告未自认，且原告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字条的真实性、关联性，法院仍以该字条作为认定合伙投资事实的核心依据，则属于“依据缺乏证明力的证据认定事实”，构成事实认定错误。此外，司法实践中常见的“伪造合同、虚假鉴定意见、虚假证人证言”等，若被法院作为定案依据，也属于此类错误。

　　（三）认定的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

　　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具有证明力的前提，根据证据规则，只有符合“来源合法、形式合法、收集程序合法”的证据，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此类错误具体指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，违反法律规定的收集、固定、审查程序，属于非法证据，本应予以排除，却被法院采信作为定案依据，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不同类型案件中，非法证据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：

　　刑事案件中：最典型的是通过刑讯逼供、暴力、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，通过非法搜查、扣押收集的物证、书证，以及未经法定程序收集的电子数据;

　　民事诉讼中：主要表现为未经质证的关键证据、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(如私自录音、偷拍，侵害他人隐私)的方法收集的证据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(如无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);

　　行政案件中：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程序违法(如未依法告知当事人权利、未制作现场笔录)，或法院采信行政机关提交的非法证据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程序有瑕疵的证据都属于“非法证据”，只有达到“严重违反法定程序，可能影响事实认定真实性”的程度，才属于最高检规制的此类错误。例如，民事诉讼中，证据的形式存在轻微瑕疵(如借条上的签名有涂改，但能够通过鉴定确认系借款人本人涂改)，法院经补正后采信该证据，并不构成此类错误;但如果借条系伪造，且法院未依法委托鉴定，直接采信该伪造借条作为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依据，则属于依据不合法证据认定事实，构成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（四）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违反逻辑推理或者日常生活法则

　　最高检明确，法院认定基本事实，不仅需要有证据支撑，还需要符合逻辑推理规则和日常生活法则，若违背常理、违背逻辑，即便有部分证据，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。此类错误的核心是“证据与事实之间缺乏合理的因果关联”，法院的认定结论明显不符合普通人的认知，或存在逻辑矛盾，无法自圆其说。

　　此类错误的典型表现的包括：

　　违背逻辑推理：如根据“A事实存在”推出“B事实存在”，但A与B之间无任何因果关联，或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;

　　违背日常生活法则：如认定“雨天路面干燥”“凌晨三点在超市购物却无监控记录、无付款凭证”等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事实。例如，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，原审法院认定“受害人在自家阳台晾晒衣物时，被楼上掉落的花盆砸伤，应由楼上所有住户承担赔偿责任”，但根据日常生活法则，阳台属于封闭空间，花盆从自家阳台掉落，不可能砸伤自家阳台的受害人，且原审法院未调取任何证据证明花盆系楼上掉落，该认定既无证据支撑，又违背日常生活法则，属于典型的事实认定错误，最终被检察机关抗诉纠正。

　　此外，此类错误还常与“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”相关联——我国民事诉讼遵循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，即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，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，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，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;若未达到高度盖然性，仅存在微弱可能性，法院仍认定该事实成立，则属于违反日常生活法则、违反证明标准的事实认定错误。需要特别区分的是，我国的“高度盖然性”标准不同于英美法系的“优势证据”标准，前者要求证据证明力“远大于”另一方，后者仅要求“略大于”，若法院误将“优势证据”作为“高度盖然性”标准，进而认定事实，也属于此类错误。

　　二、采信证据错误

　　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，采信证据错误，必然会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最高检明确，采信证据错误并非单纯的“证据选择不当”，而是指法院在审查、采信证据过程中，违反证据规则，对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判断错误，或存在“应当采信而未采信、不应采信而采信”等情形，进而导致基本事实认定偏差。此类错误与“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”存在交叉，但侧重点不同——前者侧重“证据采信行为本身违法”，后者侧重“证据无法支撑事实”，实务中二者常同时存在。

　　结合最高检相关规定，采信证据错误具体表现为四种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采信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

　　此类错误与前文“依据不合法证据认定事实”本质一致，但更侧重“非法证据排除”的程序要求—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、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，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，不得作为定案依据，若法院未依法排除非法证据，反而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核心依据，即构成采信证据错误，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某刑事案件中，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，获取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，庭审中被告人提出该供述系非法取得，并提交了伤情鉴定报告、看守所的监控录像等证据佐证，法院经审查，确认该供述系非法取得，却未依法排除，仍以该供述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核心依据，同时结合其他间接证据，判决被告人构成犯罪。该案经检察机关抗诉后，再审法院依法排除该非法供述，因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，判决被告人无罪——原审法院的行为，即属于“采信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”，构成采信证据错误，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，这也是最高检重点监督的情形之一。

　　(二)未采信对案件基本事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合法证据

　　此类错误俗称“遗漏关键证据”，具体指某一证据具有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，且能够直接或间接证明案件基本事实，甚至能够推翻法院拟认定的事实，法院却无正当理由未采信该证据，导致事实认定出现偏差。司法实践中，此类错误多因法官疏忽、对证据证明力判断错误，或主观偏见导致，是律师办理再审、抗诉案件中，最易发现、最易推动纠错的情形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一起股权纠纷再审案件，原审法院认定“原告未履行出资义务，不应享有股东权利”，但原告在原审中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、公司出具的出资确认书、验资报告等一系列合法证据，能够明确证明其已足额履行出资义务，原审法院却以“转账记录备注为‘借款’”为由，未采信该组证据，未核实备注的真实性，也未要求被告提交反驳证据，直接认定原告未出资。该案经检察机关抗诉后，再审法院采信了原告提交的全部关键证据，核实转账记录备注“借款”系笔误，最终撤销原审判决，确认原告享有股东权利——原审法院的行为，即属于“未采信关键合法证据”，构成采信证据错误，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(三)对证据的证明力判断错误，导致核心事实认定偏差

　　证据的证明力，是指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强弱程度，不同证据的证明力存在差异(如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、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大于间接证据)。此类错误具体指法院在判断证据证明力时，违反证据规则，颠倒证据证明力的强弱，或将证明力极弱的证据作为定案核心，忽视证明力强的关键证据，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，受害人提交了监控录像(直接证据，能够清晰显示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全过程)、证人证言(直接证据，与监控录像内容一致)，侵权人提交了自己的辩解(无任何证据佐证)，原审法院却以“证人与受害人系朋友，证言具有倾向性”为由，未采信证人证言，忽视监控录像这一关键直接证据，仅以侵权人的辩解为由，认定“侵权行为不成立”，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。该案中，原审法院颠倒了证据证明力的强弱——监控录像作为原始直接证据，证明力远大于侵权人的单方辩解，其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错误，导致侵权事实认定错误，属于最高检明确的采信证据错误情形。

　　(四)采信虚假证据、伪造证据作为定案依据

　　此类错误是最为严重的采信证据错误，具体指法院采信的证据系当事人伪造、变造，或他人恶意提供的虚假证据，且该证据是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核心依据，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司法实践中，此类错误多发生在当事人恶意诉讼、虚假诉讼案件中，或因法官未依法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核实导致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某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中，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，伪造了借条、转账记录，向法院起诉，请求被告偿还“借款”，原审法院未依法对借条的真实性、转账记录的完整性进行审查(未核实转账记录的实际流向、未要求原告说明借款用途)，直接采信该虚假证据，认定借贷关系成立，判决被告偿还借款。后经检察机关监督，查明该借贷关系系双方恶意串通伪造，原审法院采信虚假证据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，最终撤销原审判决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，并对双方当事人予以处罚——此类情形，既是最高检明确的事实认定错误，也是检察机关打击虚假诉讼的重点方向。

　　三、认定的事实与证据证明的事实相矛盾

　　此类错误的核心特征是“自相矛盾”，即法院最终作出裁判所认定的基本事实、关键事实，与原审卷宗中所有合法有效证据所共同证明、指向的事实不一致，二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且该矛盾无法通过逻辑推理、补充证据等方式化解。简单来说，就是“证据指向A事实，法院却认定B事实”，即便法院采信的证据本身合法有效，但其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指向完全相反，仍属于最高检明确的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此类错误与前文两种错误的区别在于：一是不涉及证据本身的违法性(证据均合法有效)，二是不涉及证据缺乏支撑(有证据，但证据指向与认定事实相反)。司法实践中，此类错误多因法官对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错误、逻辑推理混乱，或主观偏见导致，常出现在案情较为复杂、证据较多的案件中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某刑事盗窃案件中，原审法院认定“被告人于某年某月某日深夜，潜入被害人家中，盗窃现金10万元”，但原审卷宗中的合法有效证据(监控录像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、被害人的陈述、现场勘查记录)均指向以下事实：被告人于该时间段确实进入被害人家中，但仅停留10分钟，未接触被害人的现金存放处，且被告人身上、住处均未查获该10万元现金，被害人的现金丢失系其自身保管不善导致，与被告人无关。该案中，原审法院认定的“被告人盗窃10万元”这一事实，与所有合法有效证据证明的“被告人未实施盗窃行为”这一事实，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即便证据本身均合法，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仍属于错误，构成最高检规制的此类情形，最终经抗诉再审，被告人被宣告无罪。

　　再举个例子，民事案件中，原告与被告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，租金每年10万元，原告提交了租赁合同、租金转账记录、被告的收条等证据，能够证明“被告已收取原告3年租金，租赁期限已满，被告未退还押金”，但原审法院却认定“原告未支付租金，被告有权解除租赁合同，没收押金”——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证据证明的事实完全相反，存在明显矛盾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，应当依法纠正。

　　四、遗漏关键案件事实

　　最高检明确，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，应当全面、客观地审查案件全部事实，不得遗漏对案件定性、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事实；若遗漏关键案件事实，导致法院认定的事实不完整、不全面，进而作出错误裁判，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。此处的“关键案件事实”，并非案件的细枝末节，而是指能够影响案件法律关系性质、当事人权利义务、裁判结果的核心事实，如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自首、立功情节、被害人的过错;民事案件中当事人的违约行为、免责事由;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、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等。

　　司法实践中，此类错误多因法官对案件重点把握不当、疏忽大意，或刻意回避关键事实导致，此类错误主要分为两种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遗漏影响案件定性的关键事实

　　案件定性是裁判的核心，而定性的依据是案件的关键事实，若法院遗漏影响定性的关键事实，必然导致案件定性错误，进而引发事实认定错误、法律适用错误。举个例子，某刑事案件中，原审法院认定“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”，但遗漏了“被害人先对被告人实施暴力攻击，被告人的行为系正当防卫”这一关键事实，导致案件定性错误，进而错误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。

　　（二）遗漏影响裁判结果的关键事实

　　此类错误是指法院认定的案件定性正确，但遗漏了能够影响裁判结果（如责任划分、赔偿金额、量刑轻重）的关键事实，导致裁判结果不公。举个例子，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，原审法院认定“侵权人构成侵权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”，但遗漏了“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(如擅自进入危险区域)”这一关键事实，导致未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，裁判结果不公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“遗漏事实”都属于此类错误——若遗漏的是与案件定性、裁判结果无关的细枝末节(如当事人的身份信息瑕疵、案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误差)，不影响案件的核心裁判，不属于最高检规制的事实认定错误;只有遗漏的是“关键事实”，且该事实能够影响案件定性、裁判结果，才属于此类错误。

　　五、对事实的定性错误

　　此类错误容易与“法律适用错误”混淆，最高检明确区分二者：对事实的定性错误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，特指法院对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，在“事实性质”的判断上出现偏差，即对事实本身的属性、当事人之间的关系、行为的性质等，作出错误的判断；而法律适用错误，是指法院对已经查明、定性正确的事实，在适用法律条文时出现偏差。简单来说，“事实定性错误”是“对事实是什么的判断错误”，“法律适用错误”是“对事实该适用什么法律的判断错误”。

　　结合最高检相关规定及案例，此类错误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，覆盖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三类案件：

　　（一）刑事案件中，对案件事实的性质认定错误

　　此类错误主要表现为“罪与非罪”“此罪与彼罪”的定性偏差，即法院对被告人的行为事实，错误认定为犯罪（罪与非罪错误），或错误认定为其他罪名（此罪与彼罪错误），而该定性偏差源于对事实性质的判断错误，而非法律适用错误。举个例子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(事实性质)，法院却认定为故意伤害罪(犯罪行为)，属于罪与非罪的定性错误;再如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诈骗罪(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骗取财物)，法院却认定为盗窃罪(秘密窃取财物)，属于此罪与彼罪的定性错误。

　　（二）民事案件中，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、行为性质认定错误

　　民事案件中，事实定性错误主要集中在法律关系性质、行为性质的判断上，此类错误会直接导致裁判结果的偏差。举个例子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系委托合同关系(事实性质：一方委托另一方处理事务)，法院却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(事实性质：一方出卖货物、一方支付价款)，进而错误判决委托人承担付款义务;再如，当事人的行为属于赠与行为(事实性质：无偿转移财产所有权)，法院却认定为借贷行为(事实性质：有偿借贷、到期返还)，进而错误判决受赠人返还“借款”。

　　（三）行政案件中，对行政行为的性质、相对人行为的性质认定错误

　　行政案件中，事实定性错误主要表现为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性质（如合法与违法、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）、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性质（如合法与违法、是否存在违法行为）认定错误。举个例子，行政机关的行为属于违法查封(事实性质)，法院却认定为合法查封(事实性质)，进而驳回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;再如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属于合法维权(事实性质)，法院却认定为违法行为(事实性质)，进而支持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。

　　六、认定事实的程序错误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

　　最高检明确，事实认定不仅需要实体合法，还需要程序合法，若法院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，违反法定程序，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、认定偏差，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。此类错误的核心是“程序错误与事实认定错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”——并非所有程序错误都属于事实认定错误，只有程序错误导致事实认定出现偏差、无法查清，才属于此类错误;若程序错误不影响事实认定的准确性，仅属于程序瑕疵，不构成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此类错误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未依法组织质证，导致关键事实无法查清

　　质证是审查证据、认定事实的核心程序，根据我国诉讼法相关规定，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，由当事人互相质证，未经质证的证据，不得作为定案依据(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)。若法院未依法组织质证，尤其是对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证据，未让当事人互相质证、发表质证意见，直接作为定案依据，导致关键事实无法查清、认定偏差，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民事案件中，原告提交的关键证据(合同原件、损害鉴定报告)，法院未在法庭上出示，未让被告发表质证意见，也未核实证据的真实性、关联性，直接采信该证据认定事实，导致被告无法对该证据提出反驳意见，关键事实认定偏差，此类情形即属于“未依法组织质证”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，可依法提出抗诉。

　　（二）未依法调查核实证据，导致关键事实无法查清

　　根据我国诉讼法相关规定，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，应当依职权调取、调查核实;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、调查核实证据，符合法定条件的，法院应当予以准许。若法院未依法履行调查核实职责，对当事人提交的、需要调查核实的关键证据，未调取、未核实，导致关键事实无法查清、认定错误，即属于此类错误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劳动争议案件中，劳动者主张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，提交了工资转账记录(转账人系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，但未备注“工资”)、工作证(无用人单位盖章)，申请法院调取用人单位的考勤记录、工资发放台账(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存在)，但原审法院未依法调取该证据，也未核实工资转账记录的关联性，直接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由，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。该案经抗诉后，再审法院依法调取了用人单位的考勤记录、工资发放台账，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撤销了原审判决——原审法院的行为，即属于“未依法调查核实证据”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（三）违反法定程序，剥夺当事人陈述、辩论权利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

　　当事人的陈述、辩论权利，是我国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诉讼权利，是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保障。若法院违反法定程序，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陈述、辩论权利，导致当事人无法提交关键证据、无法发表有利于自己的辩论意见，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，即属于最高检明确的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刑事案件中，原审法院在庭审中，未允许被告人发表辩解意见，未听取辩护人关于“被告人无罪”的辩论意见，也未接受辩护人提交的关键证据，直接依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;此类情形即属于“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”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，应当依法纠正。

　　常见误区

　　误区一：“证据不足”就是“缺乏证据证明”，二者完全等同；

　　事实上，二者存在区别：“证据不足”是指证据数量不够、证据链不完整，无法达到证明标准;而“缺乏证据证明”是最高检明确的法定情形，除了证据不足，还包括证据虚假、证据不合法、违反逻辑推理等情形，范围更广。

　　误区二：“程序错误”与“事实认定错误”无关；

　　许多人认为，程序错误只是“流程问题”，不影响事实认定的准确性，无需纠正。但最高检明确，若程序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、无法查清，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，应当依法监督纠正;即便程序错误未影响事实认定，也可能构成程序违法，需依法纠正，但不构成事实认定错误。

　　误区三：“事实认定错误”必须有“新证据”佐证；

　　实务中，许多当事人认为，只有提交新证据，才能主张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。事实上，并非如此——若原审法院存在“采信非法证据、认定事实与证据矛盾、遗漏关键事实”等情形，即便没有新证据，只要能够结合原审卷宗中的证据，证明事实认定错误，检察机关就会依法提出抗诉，法院就会依法再审纠正。

　　误区四：“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”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，不可质疑；

　　虽然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，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，但该自由裁量权并非绝对，必须遵循证据规则、逻辑推理、日常生活法则，若法官的判断明显违反上述要求，属于“对证据证明力判断错误”，构成事实认定错误，可依法监督纠正。

　　误区五：混淆“事实认定错误”与“法律适用错误”

　　实践中，许多人将二者混为一谈，认为只要裁判结果错误，就是法律适用错误。事实上，二者有着本质区别：事实认定错误是对“事实”的判断偏差，法律适用错误是对“法律”的适用偏差;纠正事实认定错误，无需改变法律适用，只需纠正对事实的判断;而纠正法律适用错误，需在事实认定正确的基础上，适用正确的法律条文。

　　写在最后

　　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的具体情形，并不是否定法院的审判权，而是为了规范法院的事实认定行为，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，减少错案、瑕疵案的发生，维护司法公正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事实认定是司法裁判的基石，只有事实认定准确，才能确保裁判结果公正，才能彰显司法公信力，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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