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案件不是靠“拿下一个人”来证明的，而是靠证据来证明的。讯问当然可以依法进行，犯罪嫌疑人也应当如实陈述事实;但是，任何所谓技巧，只要目的不是查明事实，而是迫使一个人顺着侦查机关预设的结论说话，就已经偏离了刑事诉讼的正道。

　　从辩护律师的角度看，讯问室里的问题从来不只是“嫌疑人说了什么”，而是“他为什么这样说”“他说之前发生了什么”“这份笔录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”“这份供述有没有被客观证据印证”。

　　所谓“讯问技巧”，如果服务于查明事实、核实证据、排除矛盾，可以理解为正常侦查方法;但如果它服务于突破心理防线、制造认罪氛围、诱导当事人接受预设结论，就不再是技巧，而是口供污染风险。

　　口供不是事实本身，笔录也不是天然真相。辩护律师必须追问：这份供述是怎么来的?

　　所谓心理攻势，本质上常常是制造恐惧

　　“心理攻势”听起来很专业，实际操作中往往就是压迫感、恐惧感、孤立感。

　　有些讯问并不是围绕事实展开，而是先制造一种气氛：你已经完了，你不说更严重，你的沉默没有意义，我们什么都掌握了。人在这种环境下，很容易从“回忆事实”变成“寻找出路”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一个人害怕，不等于他说的是真话;一个人崩溃，也不等于案件事实已经查清。靠恐惧压出来的供述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迎合性强。嫌疑人可能不是在讲自己经历过什么，而是在猜办案人员希望听到什么。

　　所以，心理攻势最容易污染口供的地方，不在于语气严厉，而在于它把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从“回忆事实”推向“摆脱压力”。一旦当事人开始以“怎样才能结束讯问”为目标，他的回答就可能不再忠于事实，而是忠于讯问人员的期待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应对这种讯问，最重要的是稳住事实边界：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;做过就是做过，没做过就是没做过。辩护律师会见时，不能只问“你认不认”，而要追问：你为什么突然认了?认之前发生了什么?有没有人反复说后果?有没有人说“不认就从重”?有没有人用家人、工作、孩子压你?

　　所谓出示证据，很多时候是选择性展示

　　侦查人员出示证据，本来是为了核实事实。但实践中，证据经常不是完整展示，而是选择性展示。

　　只给你看一张截图，不给你看上下文;只说同案犯供述了，不让你看具体说了什么;只告诉你“监控拍到了”，却不告诉你监控拍到的是行为、在场，还是仅仅经过现场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选择性展示证据，本质上是在利用信息差。嫌疑人以为证据已经坐实，于是开始“配合解释”;一旦开始配合，就可能顺着侦查人员的问题，把并不确定的事情说成确定，把并不知情的事情说成知情，把普通接触说成共同犯罪。

　　真正有价值的供述，应该来自当事人的真实记忆，而不是侦查人员把答案一点点递到嘴边。尤其在共同犯罪、职务犯罪、网络犯罪、经济犯罪案件中，证据材料本身复杂，如果只展示片段，很容易把“客观接触”引导成“主观明知”，把“业务往来”引导成“共同故意”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辩护律师必须追问：所谓证据到底给当事人看了没有?看的是原始证据还是片段?讯问笔录里有没有记录出示过程?当事人的回答是自己主动说出来的，还是看了、听了侦查人员提示之后才补出来的?

　　所谓假设式提问，是最隐蔽的诱导

　　假设式提问最危险，因为它表面上不是逼供，而是在“帮你分析”。

　　“如果你只是帮忙转一下钱，性质就轻了。”

　　“如果你当时只是临时起意，可以讲清楚。”

　　“如果你承认这一部分，对你更有利。”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这类提问的危险在于，它先把事实框架搭好了，再让嫌疑人往里面填内容。嫌疑人一旦顺着这个框架说，就可能把侦查人员的假设，变成自己的供述。

　　刑事案件里最怕这种话术：不是先问事实，而是先设计一个“较轻版本的犯罪故事”，让嫌疑人误以为接受这个版本就能获得好处。结果往往是，当事人本来只是想解释，最后却在笔录里变成了认罪;本来只是承认接触，最后变成了承认明知;本来只是承认收钱，最后变成了承认非法占有目的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不能用假设回答事实。没有发生的事，不因为听起来“后果较轻”就承认;没有记忆依据的细节，不因为对方反复追问就补充;没有主观明知，不因为对方说“你不可能不知道”就默认。

　　所谓细节突破，有时是在把正常遗忘说成撒谎

　　细节追问当然可以查明事实。但有些讯问的逻辑是：只要你说不清，就是你在隐瞒;只要前后有差异，就是你在撒谎;只要你记不住时间、地点、金额、人物顺序，就说明你心虚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人的记忆不是录像。尤其是案发时间久、事件复杂、当事人文化程度有限、处于紧张环境之下时，记忆出现偏差很正常。不能把正常遗忘都解释成对抗侦查，更不能利用细节差异逼迫当事人接受侦查机关提供的“标准答案”。

　　辩护律师要区分两种矛盾：一种是核心事实矛盾，比如是否实施行为、是否参与分工、是否取得财物;另一种是边缘细节差异，比如几点几分、谁先说话、走哪条路。

　　如果侦查机关用边缘细节差异不断施压，迫使当事人承认核心犯罪事实，这就不是查明事实，而是在制造供述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当事人面对细节追问，最安全的回答不是编一个完整故事，而是如实说明记忆状态：能确定的说确定，不能确定的说不能确定，记不清的就说记不清。

　　所谓情感引导，可能是在利用人的软弱

　　有些讯问会突然变得温情：谈父母，谈孩子，谈家庭，谈前途，谈“你也是有良心的人”。正常的沟通没有问题。但如果这种情感引导的目的，是让当事人在愧疚、恐惧、羞耻中放弃事实边界，那就有问题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很多人不是因为犯罪事实清楚才认罪，而是因为扛不住情绪压力。他觉得对不起家人，觉得自己让父母丢脸，觉得孩子以后受影响，于是开始把所有事情往自己身上揽。这在共同犯罪、经济犯罪、职务犯罪案件中尤其常见。

　　一个人有愧疚感，不等于他有犯罪故意;一个人愿意赔偿，不等于他承认犯罪;一个人想保护家人，不等于他可以替别人承担刑事责任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辩护律师必须帮助当事人把情感和事实分开。可以反省，可以道歉，可以退赔，但不能因为内疚就承认不属于自己的犯罪事实。

　　所谓疲劳战术，最容易把人逼到胡乱认罪

　　疲劳讯问是口供污染的重灾区。长时间讯问、夜间讯问、连续提讯、反复问同一个问题、不给充分休息，看起来没有打骂，但效果可能同样严重。人在极度疲惫时，判断力会下降，反抗意志会下降，只想尽快结束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很多案件中，关键有罪供述不是出现在讯问开始，而是出现在几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之后;不是出现在当事人精神清醒时，而是出现在他困倦、饥饿、头痛、崩溃之后。这时候形成的供述，真实性必须高度怀疑。

　　疲劳讯问的核心问题不是“有没有打人”，而是有没有通过身体消耗和精神压迫，让供述失去真实自愿性。只要关键供述出现在异常讯问时段，辩护律师就不能只看笔录文字，而要调取并核对同步录音录像、提讯登记、讯问室登记、看守所值班记录等材料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必须马上围绕讯问时间做文章：几点被带走?几点开始问?几点结束?中间有没有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、睡觉?有没有连续多次讯问?笔录时间、提讯登记、同步录音录像是否一致?

　　所谓红脸白脸，是分工配合的心理控制

　　红脸白脸并不高明，只是一个人负责打压，一个人负责安抚。严厉的人让你害怕，温和的人让你依赖。一个人告诉你“不说后果严重”，另一个人告诉你“按我说的讲，对你有好处”。当事人在这种对比中，很容易把温和的那个人当成“帮自己的人”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必须清醒：讯问人员不是辩护律师。他再温和，也是在完成讯问任务;他说“我帮你”，不代表他能决定案件结果;他说“这样对你有利”，也不代表法律上真的有利。

　　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，它会把当事人对“人”的信任，转化成对“供述内容”的让步。很多关键事实不是当事人主动陈述出来的，而是在一压一哄之间，被一步步带出来的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辩护律师审查这种讯问，不能只看笔录，因为笔录通常会把心理控制过程清洗掉，只留下整齐的问答。真正要看的是同步录音录像：谁在施压?谁在承诺?谁在提示?当事人的回答是不是被一步步带出来的?

　　所谓利益衡量，常常被说成不可靠的承诺

　　认罪认罚、坦白、退赃退赔、立功，确实可能影响处理结果。办案人员可以释明法律后果。但是，释明法律后果，不等于许诺具体结果。

　　“你认了就取保。”

　　“你签了就缓刑。”

　　“你承认这一笔，其他不追。”

　　“你不认就一定重判。”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这些话在讯问室里很有杀伤力，但法律上经常并不可靠。一个侦查人员不能替检察院承诺起诉结果，也不能替法院承诺刑期，更不能拿不确定的从宽结果换取当事人的有罪供述。

　　刑事案件中，最危险的不是不懂法，而是把讯问室里的安慰话，当成了最终判决。很多当事人以为自己是在“换取从宽”，其实是在用一份有罪供述锁定全案方向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认罪认罚的前提是真实、自愿、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。不能为了一个口头承诺，承认并不存在的事实;不能为了争取取保，签下影响全案走向的笔录。

　　所谓亲情牌，很多时候是在借家属施压

　　亲情是人的软肋。讯问中提到父母、配偶、孩子，本来可以是正常教育。但一旦变成“你不说就影响家人”“你不认孩子以后怎么办”“你扛下来家里人还能好过一点”，性质就变了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有些人不是为自己认罪，而是为了让家人少受牵连;不是因为事实成立，而是害怕父母担心、孩子受影响、配偶被查。于是，他开始接受一个自己并不完全认可的犯罪版本。

　　家属是否涉案，要看证据;孩子是否受影响，要看法律规定;案件如何处理，要看事实和证据。不能因为讯问人员几句话，就用自己的供述去换一个根本无法保证的结果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保护家人最好的方式，不是乱认罪，而是把事实说准确，把责任边界划清楚。辩护律师会见时，应当特别追问：讯问中是否提到家属?是否暗示家属会被处理?是否以家属安全、子女前途、家庭影响为由要求当事人作出供述?

　　所谓沉默对抗，是把谨慎回答污名化

　　有些文章把“沉默”写成对抗，把“谨慎回答”写成心虚。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。

　　批判要点

　　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与案件有关的问题，但如实回答不等于必须猜测，不等于必须迎合，不等于必须承认侦查人员预设的结论。对不知道的事实说不知道，对记不清的细节说记不清，对没有参与的事情说没有参与，这不是对抗侦查，这是对事实负责。

　　真正应当反对的，不是当事人谨慎回答，而是把谨慎回答污名化，把“不按预设结论说话”解释成态度不好。

　　刑事案件最怕概念偷换：

　　“我在场”不等于“我参与”。

　　“我认识他”不等于“我知道他犯罪”。

　　“我收过钱”不等于“我非法占有”。

　　“我签过字”不等于“我知道全部交易背景”。

　　“我承认管理有问题”不等于“我承认构成犯罪”。

　　应对与审查

　　回答问题时，要区分事实、判断和推测。事实可以说，判断要谨慎，推测不能当事实。承认客观行为，不等于承认犯罪故意;承认管理瑕疵，不等于承认刑事犯罪。

　　辩护律师真正要做的事：不是美化讯问技巧，而是审查口供来源

　　辩护律师不能被一份整齐的讯问笔录迷惑。笔录越完整，越要看它是怎么来的;供述越稳定，越要看稳定之前发生过什么;认罪越彻底，越要看有没有客观证据印证。

　　审查讯问，至少要抓住以下五个问题：

　　一看讯问是否合法。有没有疲劳讯问、威胁、引诱、欺骗、变相体罚、亲情施压、利益承诺。

　　二看笔录是否真实。是不是当事人原话，有没有断章取义，有没有把“可能、好像、记不清”写成确定表述。

　　三看录像是否完整。重大案件有没有同步录音录像，录像是不是全程、连续、完整，笔录和录像是否一致。

　　四看供述是否自愿。关键供述形成前，当事人是否已经长时间被讯问，是否情绪崩溃，是否身体不适。

　　五看供述是否被印证。没有客观证据支撑的口供，不能因为写得漂亮就当然可信。

　　给家属和当事人的几句话

　　第一，不要撒谎。虚假陈述只会让案件更复杂。

　　第二，不要猜。自己不知道的事，不要为了配合而说知道。

　　第三，不要迎合。办案人员怎么问，不等于事实就是什么。

　　第四，不要乱签。笔录一定要逐字核对，尤其是时间、地点、金额、次数、主观明知、分工角色、获利情况。

　　第五，尽早请律师。越早会见，越容易发现讯问问题;越早固定线索，越容易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、提出非法证据排除。

　　第六，保留异常线索。记住讯问时间、身体状态、是否休息、是否被威胁、是否被承诺、是否提到家属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刑事诉讼的目标不是制造一个认罪的人，而是查明一个真实的案件。

　　如果所谓讯问技巧，是为了让当事人准确回忆、完整陈述、澄清矛盾，那它有存在价值;但如果所谓技巧，是为了突破心理防线、制造认罪氛围、诱导当事人接受预设结论，那它就不是技巧，而是风险。

　　辩护律师必须始终记住：口供不是事实本身，笔录不是天然真相。每一份供述，都要追问它从哪里来、怎么形成、是否自愿、是否真实、是否被证据印证。

　　真正的正义，不靠把人问崩，而靠把证据做实。（来源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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